一年四季，在北京的皇城根下、北京的胡同里，有很多人在拍照。这其中，有一个敦厚安然的长者，他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拍，始终把镜头对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胡同深处的人家……
他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国摄影家》主编朱宪民，他正在拍摄的是他永远不会结束的“百姓”专题。
摄影原来是这样的模样！
1978年底，朱宪民从吉林借调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展览部负责国际事务。家属没来，他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那些夜晚，朱宪民翻出一本本国外的画册读了起来。这是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摄影者的饕餮大餐!
亨利·卡蒂尔·布列松——摄影原来和生活贴得那样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
1932年—1936年美国农庄管理处的30名摄影师——他们齐刷刷地将镜头对准公路上的那些难民，那些受挫折、被遗忘和得不到援助的家庭。
尤金·史密斯——他丝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纪实照片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照片的人。
摄影原来是这样的模样！
朱宪民突然意识到：自己搞了近20年摄影，原来走的全是弯路。
这时的朱宪民已经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摄影者了。在刚刚结束的1978年举行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入选5张——《党的十大喜讯传车间》、《五七干校谈体会》、《理论辅导员》、《风景这边独好》……
1978年的那些夜晚，朱宪民不仅在布列松、美国农庄管理处的摄影师、尤金·史密斯那里找到慰藉，他同时完成了自我救赎。
朱宪民跟着中国摄影经历了一个个曲折，现在重新出发。从此朱宪民明确了一生的目标，他选择了黄河，选择了最有感情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从此，黄河成为他一生的拍摄，并成为他摄影生命之本。
对处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所有的中国摄影者来说，“生不逢时”成了许多人的感慨。摄影师的作品后面隐藏着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过度的封锁使得中国那一代摄影者既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也无法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看到真实的中国。
朱宪民成了那个时代奇迹般的“幸存者”。
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
朱宪民的故乡是山东聊城地区的范县，那里是典型的夹河套地形，生活的环境偏僻、封闭、落后。
黄河边的人一生下来就在沙土里。朱宪民生下来，接生婆就把他埋在沙土里——没有尿布，没有褥子。那种沙土用锅炒，用筛子筛，是暖和的。在沙土里他躺到一岁。大人要劳动，没人抱他。
朱宪民出生在1943年，是大灾年，黄河都干了。父亲用车子推着一家人逃荒到黄河南岸。朱宪民刚会爬，父母要出去干活，不能管他，他扑到砖头垒的炉子旁，烫着了腿。没有钱治，一把热乎乎的黄河沙土敷在伤口上。到现在连疤痕都没有。
朱宪民的父亲老实厚道，沉默寡言，大字不识一个。朱宪民离开家乡时父亲说了一句：“儿子，不要犯法，不要坑人。”
17岁朱宪民背着行装从黄河边走了出来，出门时背着个小花包，里面有母亲给做的几个地瓜饼子。朱宪民刚到城里还不知道鞋里要穿袜子。他还好奇，城里人为什么在棉鞋里还要弄个套子？棉裤里为什么还穿一条裤子？长裤里面还有短裤？他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苹果，因为他的家乡只有枣。
17岁离开黄河，36岁又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这是上苍的一个安排。
到了黄河边，朱宪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与黄河切断根脉。当他站在黄河岸边端起相机看到取景框中种种景象，心和手都在颤抖，眼里不知是雾还是泪水。胸中有火，身上冒汗，那一刻，他知道他找到了摄影的根。
朱宪民拍摄的所有人都是离土地最近的人，那些人有与土地联系最紧的快乐和悲伤。 “拍照片首先是要爱！我爱黄河，为它骄傲更为它牵肠挂肚！我爱河边的百姓，他们是多么好的黄河子孙！我就是其中一员。”
朱宪民一生没有拍过自己的父亲母亲，他镜头中所有的妇女都是他的母亲和姐妹，所有男人都是他的爸爸和兄弟！每个“他”中都有自己的一部分。
在拍摄的时候朱宪民常想：我要是不离开这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就是那个穿着老棉袄在墙根下抱孙子晒太阳的老汉。有一次他在集市上拍照片，想拍一个卖豆芽中年人的特写，用长焦距拉近一看——是他中学的同桌！在学校时这个同桌是班长，门门考90分以上。朱宪民快门按不下去了，甚至连过去和同桌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如果公平竞争，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如果他正常考大学，也肯定在我前边啊。我只不过一个瞬间决定走出去了，而他留下来了。”
朱宪民只拍摄正常视觉下所感受到的世界，搞不明白的东西他不会去拍摄。从最初的肖像式拍摄到记录黄河生存方式，地貌、山川、河流、生态、田间集市、牲畜、农具、生活用品、传输工具……无一不在朱宪民的镜头中留存。
30年几万次瞄准聚焦黄河
朱宪民个性热烈多采，自然通透，生命随兴而为。朱宪民选择了与天性相投的影像方式——自然、人间性、出于本能、深具善意。情感在他的摄影中最重要，情感驱动着所谓摄影感觉。
朱宪民记录了一条苦难的大河。但是在他的影像里很少悲苦和眼泪，也很少有丑陋呆滞的人。人道、人本、人文在他那里似乎是天生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朱宪民在香港《摄影画报》上发表了黄河作品，有人说他表现“贫穷落后”。他感到委屈——我是把他们当成亲人来拍的啊。我怎么忍心丑化他们、贬低他们？我只有让更多的人喜欢他们、尊重他们的勤劳善良。
朱宪民不愿意把镜头对准极端的事例和人，对刻意表现生活中丑陋、过度贫穷、不幸、绝望有自己的看法。在中国，确实有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朱宪民选择人的生活常态来拍。这是他理解的摄影家记录历史变迁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上苍赋予朱宪民影像上的才能已经足以让他完成他要表现的一切。被摄者的本身的丰富性和朱宪民的热情与影像才能恰恰成正比。30年来朱宪民靠直觉、靠情感选择和拍摄，惟独不靠什么理念。
陕西摄影家胡武功说：朱宪民虽然不读什么摄影理论，但一直是摄影实践上的先行者。
1985年，法国《世界报》编辑德龙把朱宪民的黄河拿到法国发表。德龙提醒朱宪民：“你应该用宽阔的胸怀拍摄黄河，整个黄河流域的民众都应该是你关注的，而不能只局限在你的故乡。”
从此，朱宪民为了浩大的黄河图像记录，开始跋涉千里。黄河源头、青藏高原、河套黄河、中原黄河、内蒙古黄河……一直拍到黄河入海处。
朱宪民先后出版了8本摄影集，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是1998年出版的《黄河百姓》。它吸引了杰出的学者王鲁湘来撰文。
王鲁湘在开篇 “天下黄河”中写道：
“现在，又有了一本关于黄土地的最好的摄影作品集。摄影家朱宪民，一位黄河的儿子，用光和影的语言，用30年几万次的瞄准聚焦，把我们带进这天下黄河。
这是一条怎样的天下黄河呦！
当你趟入这条世界上最大的泥河，或者站在这条地球上最具精神意象的大河之畔，直面摄影家镜头下那些把希望与绝望都搅进这浑水中的父老乡亲，你横竖不能无动于衷。”
《黄河百姓》收录了1968年至1998年朱宪民拍摄的480幅照片，王鲁湘从1994年开始一直写了3年半12万字。它被誉为“是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
成为最富中国意味的摄影家
把拍摄日尔曼民族众生像作为终身事业的奥古斯特·桑德这样描述自己：
“我从小就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当今世界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他者中寻找自我。很多摄影家常常将自己最熟悉的土地放在一边，去土离乡，到自己最不熟悉的西藏、新疆、内蒙古那里去做猎奇式的拍摄。正是像奥古斯特·桑德和朱宪民这样的摄影者坚持着摄影的品质——他们在前方的路上行走，给后继者留下纪实摄影的标准。
朱宪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记录了一条最重要的河流，他也成为最富中国意味的摄影家。
我们可以把朱宪民的黄河看成是一部摄影家的精神自传，一个人在一条河流中的个人史。因为他的拍摄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变迁中完成的，所以也将成为贡献给中华民族的影像。
1987年，德龙把朱宪民的黄河画册拿给布列松看，布列松题词：“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赠朱宪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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